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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期货配资公司成为中国境外留学的主流

国际教育知名媒体人赵刚

2016年、2017年我先后撰写出版了《到英国去》《留学的逻辑》两本书，在国内留学圈产生了一些反响，这些书曾作为一些留学中介、国际教育机构的培训资料。当时我还在担任英国大学中国区首席代表。

从那以后的十年间，我的职场开始从国际教育从业者向国际教育作家、自媒体人、媒体人转型，走访了很多留学专家、中介顾问、企业高管、中外合作办学管理者、海外大学校方高层、海外留学生、来华留学生、家长等，我对留学行业的理解也因此加深了不少。

01留学没有以前火了？

2021年5月，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受教育程度数据，大学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为2.18亿人。

每10万人中，大学文化程度（大专及以上）的15467人，占比超过15%。如果按近年来高考本科录取率45%计算，大学本科及以上人群占比接近7%。

根据2024年2月全球化智库（CCG）发布的《中国留学发展报告蓝皮书（2023-2024）》统计，自改革开放至2021年，留学回国人员总数超过600万人，粗略计算，中国境外留学人员在高学历人群中占3%，在全国141178万人（大约14亿人）中不到0.5%，属于小众群体。

按说中国境外留学人数比例很低，但并非“物以稀为贵”，相反，国外学位的吸引力似乎有所下降。

结合2015—2019年官方发布的中国境外留学数据得出的总体发展趋势是：境外留学增速放缓。

2019年中国境外留学人数首次突破70万人，达到70.35万人。在2015—2019年，年平均增幅接近6.9%。

不过，增速从2017年后逐年下降，2020年由于全球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中国境外留学规模出现大幅下降，2021、2022年有所回升，但尚未达到疫情前水平。

02从精英留学到大众留学

从2004年进入国际教育圈以来，我经历了21世纪（2004—2015年）中国境外留学市场发展的高峰，也经历了2016—2025年从高潮期到疲软期的转变。

作为二十多年的国际教育观察者，我清晰地看到精英留学向大众留学的转变。

通过层层选拔的公派留学，带有明显的精英留学色彩，是小众人群的特殊待遇；而大众留学是自费的，体现市场化行为，代表普通民众的教育需求。

无论如何，留学不再被高端人士所垄断，而是由更多社会阶层、社会群体所共享，我庆幸能生长在这样的时代。

钱锺书在小说《围城》中对留学的社会影响有这样的描述：

现在的留学跟前清的科举功名一样，从前人不中进士，随你官做得多么大，总抱着终身遗憾。留了学也可以解脱这种自卑心理，并非为高深学问。出洋好比出痘子，出痧子，非出不可。小孩子出过痧痘，就可以安全长大，以后遇见这种毛病，不怕传染。我们出过洋，也算了了一桩心愿，灵魂健全。

这里的“我们”可不是普通人。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民国时代，能在国内、海外上得起大学的，恐怕鲜有普通大众。钱锺书本人家境殷实，书香门第，凭借出众的才华和优异的成绩，得到英国对华第三期庚子赔款的资助，留学英国牛津大学，并获得副博士学位。

那时的留学背景与废黜的科举、功名一样，光宗耀祖，令人艳羡，工作不愁。

这种衣锦还乡的豪迈与尊崇，在我2004年获得英国名校格拉斯哥大学MBA学位后感同身受，竟然还维持了若干年。

国内大学本科毕业后先就业、再攒钱留学的我，不是才子，更不是纨绔子弟。一个普通家庭的孩子，靠死读书高考金榜题名，进入国内211名校，毕业后应聘在几万人的大央企工作，业务是自己特别喜欢的国际化前沿工作，留学后又留在英国工作了一些年。

留学之于我，之于21世纪初那个时代的社会认同，仍有科举与功名的红利。后来我才意识到，我幸运地搭乘了开始向普通人敞开大门的留学早班车。

但洋文凭的光环维持了一段时间后，终于走到了“祛魅化”的大众留学阶段。

我是工作后留学，典型的职场背景提升模式。而后来，绕开高考、考研寻求国际升学的，成为中国境外留学的主流。

留学最兴盛的时期，平均每两年新增10万留学生。不过，在大众留学的市场上，数量与质量很难正向匹配，往往在数量暴增的同时，质量下降的压力越来越大。

最近十年（大约从2016年开始），留学海归与国内应届毕业生之间似乎已经没有过往差异化的市场标签。

03国外比不上中国，干嘛留学？

留学的观念在迭代，最近十年尤为突出，重要的代际考量是“00后”的登场。

如果按照官方的确切说法，‌1995年至2009年‌出生的中国Z世代（Generation Z）已成为国内社会消费的重要力量。

新人类是互联网时代的“原住民”，他们的全球化视野远远超越前辈。而且，这又是物质条件最好的一代，其中有不少从小就参与国际旅游、海外研学，去过世界不少国家和地区。

2018年是中国“00后”第一次进入高考考场，当时新浪教育组织了“00后高考谁做主”的问卷调查。

问卷中60%以上的“00后”考生自己决定高考志愿。同时，近87%的家长不再把“孩子考上大学”作为自己追求的目标，他们觉得孩子“未来的路与父母无关”。

新一代考生在报考专业的问题上，把“兴趣”放在首位，这种倾向正是欧美学生的基本诉求。

与改革开放初期出国进修（大部分是公派）的老一代留学生相比，这代年轻人的民族自豪感爆棚，他们看不上纽约脏兮兮的老地铁，嫌弃英国磨磨蹭蹭的火车，他们一出生就耳熟能详“中国速度”的高铁、外卖、城镇化。

没办法，人类总是嫌穷爱富，“00后”觉得中国有钱，而美国、英国看上去感觉挺穷的。

在高等教育方面，中国处于改革开放以来经费投入最大、最稳定的时期，高投入换来了中国院校在世界大学排名中的高排位，而且整体排名水平显著提升。

从这些方面的变化分析，“00后”在是否留学的问题上存在着“看看再说”的决策倾向。即便选择了留学路径，在留学择校、专业选择方面更趋多元化。

当然，在“00后”成长阶段的中考、高考、考研仍面临国内优质教育资源供给不足的实际问题，留学仍是他们解决学历、学位提升的重要途径。

UWEE集团执行总裁、留英海归燕斐在接受我的采访时曾评论说，最近十年，中国人境外留学的心态和目标发生了根本变化：

以前，我们留学是为了认识世界，看清自己的差距，奋起直追。现在，我们留学是为了融入世界，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人共同发展。未来，或者说不久的将来，我们留学是为了引领世界，参与制定新兴行业规则，参与引导科技进步，推动教育、人文交流。

我这个骨灰级“70后”留学海归很羡慕“00后”的自信与自主。与此同时，在国际潮头，“中国后浪”掀起的狂涛汹涌澎湃。

不过，波澜壮阔的大时代永远只是个人发展的背景色，而每个人的小时代却总是充满变数、挑战、失落、挣扎。昨天还是习惯于听从、容易随波逐流的中国人，今天就一下子不会被PUA了？一代人就能实现跨越式发展、改头换面、独立潮头？

基于我英国MBA毕业后这20多年的体会，留学是置身于完全不同的文化语境中，建立另一种思维模式的过程，换一个角度认识自我、理解他人、推动不同文化之间的融合。

也就是说，留学给予我们的文化存在感是AI还无法替代的。

04留学最好的时候已经过去了？

留学海归与国内毕业生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只是升学途径、接受高等教育的方式不同。

在大众留学阶段，留学归国人员与国内大学毕业生共同竞争就业岗位，企业、政府、事业单位在招聘中，越来越聚焦于应聘者分析问题、解决问题的能力，而不再以身份认同作为招聘的依据，这反映了市场的理性选择。

理性留学时代是否意味着留学不“香”了？

中国人总有些挥之不去的“股市情结”：追涨不追跌。其实，无论哪个行业、哪个领域，热潮的代价、成本都不是普通人能承受的。

中考、高考、考研、留学的内卷，是优质教育资源不足、供不应求背景下集体无意识的“追涨”、“追高”。

当热潮降温时呢？你还追不追？

2022年末中国人口同比减少85万人，这是1962年以来的首次下降。2023年末同比减少208万人，2024年末同比减少139万人。

按这个趋势发展下去，高中学龄人口将在2029年达到峰值后开始快速衰减，高考适龄人口2035年进一步缩水至800万至900万。‌

在一定程度上，中国人口下降会缓解国内外优质教育资源不足的困境。如果有效需求不足，名校录取的高标准难免松动，选择权回归学生。

在留学领域，名校急于招生而降低标准的暗流涌动已经在发生，用不着等到2035年。

当然，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个性化的留学决策无所谓什么“好时候”“坏时候”，即便是中美贸易战、中美关系起伏的今天，也谈不上“坏时候”。我们不再跟风，不再为群里的小道消息焦虑得昏天黑地，不再把孩子的未来全权外包给专家、顾问，而是自己观察、自己学习、自己判断、自己承担后果，申请适合的专业、喜欢的境外大学，这个节点就是“留学最好的时候”。

“留学最好的时候”不取决于特朗普或是什么其他外力，而是我们内心的定力。这也是我的“留学三部曲”中的第三部《留学还有用吗》的主旨。